而权利的享有和利益的实现最终都要通过程序来进行筛选和认证，哪些权利依法享有、哪些利益依法受保护、哪些侵犯权益的行为依法应被追究。

但这种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未能触及改革之本质，很快就陷入了机构再膨胀、企业权力被截留的境地，甚至出现部分地方立一个法，就增设一个机构、加一道审批手续、多一道收费罚款的情况。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教材对行政法做出了如下界定：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用以调整各种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队和公民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38]37一种更为开放的、注重经验与私人参与的正当性根基正在形成，并在公共行政组织建构领域得到了相似的彰显。[13]32-33上述基本原则中，四个坚持、民主集中、管理科学、党政分工、群众参与、精简、有效等原则，同时也是行政学倡导的基本原则。[26]356如此一来，行政法的核心乃是不对等倒置，而实现不对等倒置的手段正是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依此，中国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虽包含五种法定程序，却不意味着每项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历五大步骤，而是允许决策机关根据决策性质选择适用程序，并为裁量决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行政法学者放弃继承民国时期相对成熟的控权理论，既缘于1949年中共中央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政治决策(14)，亦受制于80年代初以精兵简政为主导的时代背景：管理论对行政学中科学设置机构、简化行政流程、强化管理手段等理论的借鉴，暗合了效率取向的改革宗旨。

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28)详细论述参见郑春燕《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与行政法治的进路》，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28-38页。这可能是省级统管模式下的另一种相对简明、有效的调整方案，将31个高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管理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行使高级法院的法官任免和管理、经费保障等事项的管理权，而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人财物管理权仍然由省级统管。

对省级统管的模式进行微调，将省一级法院的管理权上收至中央行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省级高级法院因受同级地方管理而出现独立审判方面的风险，从而为中央司法事权属性增加了一道保障，但把31个高级人民法院收归中央统管的可行性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任免。国情不同，分配模式也不尽相同，各国可以以多种组合形式来体现司法权的属性。但由于这种授权范围涉及到除最高院以外的所有三千五百多个地方人民法院和除军事法院外的专门法院，难免过于宽泛，从而导致其制度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甚至中央事权的属性受到挑战。

④1954年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摘要：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正在建设的司法体制新模式，涉及国家结构、事权划分、权力实现方式、司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也涉及司法改革的政策、实施等操作性问题。

在这种背景之下，只有再建立专门管辖某类案件的联邦法院时，才会将相关的联邦司法事务从州法院中剥离出来，而未剥离的事务依然由州法院管辖。(一)人民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 人民法院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这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应有之义如果这样确立权利概念及其外延，法学的一般理论就能够把权利与权力严格区分开来，因为这种安排让权利概念的外延不包含任何权力现象。[4] 《荀子·君道》，见蔡尚思主编：《诸子百家精华》（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四、权利进入二十世纪后的历程和现状 上述相关史料表明，近代中文法学的权利一词是为了与权字中的权力含义实现区隔而创造出来的，其指涉对象自然不包括权力在内。只是，显然因为社会政治环境等原因，传播过程看来是潜移默化的，没有形成集中关注的热点。下面试还原或再现right(权利）含义先融入权字中生长，后来从权字母体中诞下，成为中文法学权利概念的历史过程。1868年罗存德主持编写的《英华字典》第一次接纳了将right翻译为权字的做法，并且试图把这种权与指代power的权字区分开来。

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是中外文法学长期以来的共同难题。说到19世纪末权利一词和权利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相对应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J.奥斯汀甚至曾直接批评权利是权力，或权力是权利之类说法都是矛盾命题，属极其错误、十分荒谬的说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文法学对于权利和权力，往往采取似分未分、分而不明、按一时一地的需要凭感觉做选择的态度。

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运用这两个在多数情况下能解决好权的分类问题，但在不少情况下会出现争议，无法彻底贯彻。资料表明，当时弃用法权一词的缘由是文革结束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少人对这个译名的合理性提出了意见。[54] 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60—361页。读者若有所援引，对应文字请以《中外法学》发表版为准。在权字母体内，以right一词之内容为基础逐步长成的新概念胎儿必须找到自己专有的载体，摆脱在权字的维度内混迹于power的状态，才能从权字母体中诞出，成为中文法学的独立权利概念。

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各主要立宪国家的宪法文本和一部分法学著作还显露出另一种权利与权力分类标准，那就是主要看相关的行为主体属公共机关还是属个人或私的机构，以公共机关为主体的相关行为属权力，个人等私主体的相关行为属权利。

而且，观念形态的东西总是领先于法律制度的。[27] 康有为：《日本書目志》，《康有为全集》第３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那么，现代中文法学里的权利一词是何时何地形成的呢？根据已有的资料和已知史实，可以说，现代中文法学权利一词的出现虽与秦汉文献中的权利二字无关，但却同先秦沿用下来的权字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权字吸纳英文国际法著作中right一词的含义后，英文法学right一词的含义先借居到权字之中，后来时机成熟时再从权字中剥离出来并获得名为权利的这一独立汉语载体的结果。法学研究是个性化的活动，一个学者愿意使用何种权利概念，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再说，中外已有的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法学论著本身也值得研究。

此处应特别注意，中文法学的权利一词，是在权利的概念胚胎和权力（power）的概念胚胎同处权字母体的环境下，丁韪良为使前者在逻辑上区别于权力和权从而获得独立学格，不得不设法让权利先于权力从权字母体中诞出的结果。[68]用这句话描述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法学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此后应另当别论。[79] 欧阳谿:《法学通论》, 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47年版, 第 268-290页。[112] 算起来，法权一词被弃用，就中文法学而言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就日文法学而言应差不多已逾百年，而这正好给当今中国法学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早被废弃的法权一词做推陈出新的改造利用创造了条件。

[43] 日文中權与権通用，前者是后者的旧体字，两字读音一样。实质分类法的最基本特征，是确定支撑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财产的主体属性，按民国时期东吴大学法学丘汉平教授的说法就是定分或定归属：彼我之间，名分最为重要。

[114] 如对我国《民法典》规定营利法人设立权力机构中的权力一词，以及规定法人法定代表人和内设机构的职能为职权（职权属权力的表现形式）的恰当性，学术界一直看法不一。《民法典》第246条第2款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5]司马迁也在权势财利的意义上说到了权利，如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公權トハ国事ニ預カルノ權利ヲ云フナリ。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对于权利一词随汉译《万国公法》到日本，以及在日本扩大影响后由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运用而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情形，前引相关学者论文已多有考证和陈述，此处不赘述。[59]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部分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权利思想。[26]薛氏此处虽只是在国际公法意义上谈论权利，但他所谈论的是有血有肉的具体权利，密切联系着中国实际和中外关系的实际。

他在这部分较系统地讨论了自由的社会内容，其中包括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生计自由，以及四民平等问题，参政权问题，属地自治问题，信仰问题等等。[94]读者不妨试想：古往今来哪个国家的法规定过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的权利？答案是没有。

[1] 关于权利的本质，从本文此后大多有所援引的20世纪初汉译法学日文论著看，有代表性日本学者的观点包括：矶谷幸次郎列举的利益说。（八）中文法学深化基础性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中有限资源，从现象、概念两方面研究权利、权力本身，其中特别是前者。

[51] 梁启超1897年底短暂去湖南，其间他为长沙时务学堂学员开的阅读书目中第一本就是《万国公法》。只是，麦都思《华英字典》对权字的解说，与从《尔雅》到《康熙字典》体现的传统比较吻合，即更看重它贴近原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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